马尼拉的贫民窟，有一种“特色美食”叫“Pagpag”。
这词在当地语言里是“抖掉灰尘”的意思。具体操作是，从肯德基、麦当劳的垃圾堆里，扒拉出食客吃剩的炸鸡骨头，用水简单冲洗，裹上面糊，回锅重炸。
一份“Pagpag”，就是贫民窟孩子眼中最解馋的肉，也是一家人赖以续命的蛋白质。
如果说吃垃圾只是生存的底线，那住在坟墓里，就是对“活着”这个词最彻底的解构。马尼拉城北，一片巨大的公墓区，既是死者的安息地，也是四十万活人的家。
他们睡在棺材上，在墓碑旁做饭，孩子们在别人的安息之地追逐打闹。这里的墓地租期只有五年，到期无人续费，尸骨就会被管理员像垃圾一样清出去，给新的“住户”腾地方。
但住在这里的人毫不在意。死亡？不过是人生的一个中转站。他们更享受墓地带来的、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
这就是菲律宾的A面：一个由吃垃圾、睡坟墓、日薪不到20块人民币构成的，地狱级难度的生存游戏。
但硬币还有另一面。
就在这些贫民窟和墓地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金融中心，是灯红酒绿的豪华商场。一个残酷的统计数据是，菲律宾不到10%的富人，掌握着全国80%的财富。
而这10%的富人里，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绝大多数，是华人。
菲律宾前十大富豪，六个是华人。全国最大的商场、最多的连锁超市、最主要的航空公司，背后都是华人的姓氏。
这就引出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上，为什么本地人活得像是在废土求生，而作为外来者的华人，却能牢牢扼住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生存“算法”。
先看本地穷人的算法。他们的世界观，被一种根深蒂固的“过客心态”所笼罩。今天能吃饱，就是胜利。明天的事，交给上帝。这种心态，让他们极度缺乏长远规划和财富积累的意识。
更致命的是，他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一种概率极低的“彩票”上——生女儿。
在贫民窟，越穷越生，尤其喜欢生女孩。因为在他们眼中，女孩是家庭的战略性投资。万一哪个女儿长得漂亮，嫁给来此“养老”的欧美老白男，就能拿到一笔彩礼，全家翻身。
这是一种用女儿的婚姻和人生做赌注的、绝望的生存博弈。赢了，全家吃肉；输了，不过是回到原点。
现在，我们切换视角，看看华人的“算法”。
当菲律宾本地人把希望寄托于神明和运气时，几百年前从福建、广东漂洋过海的华人，只信奉几条朴素到残酷的准则。
第一，极致的勤奋与节俭。菲律宾人以“会享受生活”闻名，下午两三点就想着下班喝一杯。而华人开的杂货铺（Sari-sari store），能一天开16个小时，一年365天不打烊。赚到的每一个比索，都要掰成两半花，一半用于糊口，另一半，雷打不动地存起来，作为下一轮投资的本钱。
第二，对教育近乎偏执的重视。在华人家庭，你可以没新衣服，但不能不上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老信条，在这里被执行得淋漓尽致。他们清楚地知道，体力上的勤奋只能保证不饿死，唯有知识和头脑，才能实现阶层跨越，让下一代不再重复自己的苦难。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武器——宗族网络。
这是华人社区真正的“护城河”。一个华人初来乍到，身无分文，但只要找到同姓的宗亲会，就能获得最基本的食宿、无息的启动资金，以及宝贵的商业信息。这个网络，既是社会保障系统，也是商业孵化器。它让每一个华人都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在一个巨大的、互为支撑的商业军团里作战。
当一个本地人创业失败，他可能就此沉沦贫民窟。而一个华人创业失败，他的同乡和宗亲会拉他一把，让他有机会东山再起。
两套算法，在一个国家里平行运转了上百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一方，是寄希望于神明和嫁女儿的“彩票式”生存，代际之间传递的是贫穷。
另一方，是依靠勤奋、教育和宗族网络的“滚雪球式”积累，代际之间传递的是财富和家业。
所以，菲律宾的贫富差距，表面看是阶级问题，深层里，其实是两套文化“操作系统”的对撞。这不是谁比谁更高贵，而是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哪一套系统，更能高效地创造和积累财富。
华人用上百年的时间，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平行于国家体系之外的、高效运转的“经济内循环”。他们掌握的，早已不只是钱，而是定义这个国家商业规则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