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22日清晨，《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出《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报纸刚刚送到开封邮局，就被人一包包抢走。街边茶馆里，老工人拍着桌子说：“怪不得前阵子风声那么紧，原来是他出事了。”河南省委办公大楼的长廊里，年轻科员递给同事一张报纸，小声嘀咕：“市委书记写信要当省委书记，这可真是头一遭。”这一纸公告，标志着一位从黄麻起义打到中原突围的老资格，将与他半生守护的党组织暂时断开联系。
事情要追溯到上一年冬天。1951年12月中旬，中央办公厅收到了来自开封的一封厚厚的信件。信封上字迹工整，落款“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秘书拆阅后发现，信里洋洋洒洒六千余字，重头到尾只有一个核心诉求：自认为资历深、功劳大，恳请中央任命自己为河南省委书记，并提议兼任中央委员。秘书有些迟疑，把信呈到毛泽东书桌前时特意解释：“信件内容不短，主席要不要先略看摘要？”毛泽东侧身翻阅原件，眉峰渐蹙，忽然把纸拍在桌面：“不可救药！”
早年的戴季英可并非无名之辈。1906年2月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镇，他从地主家庭走出，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27年春，他还是武汉省立一中学生时便秘密入党。仅仅四个月后，受组织派遣回乡，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从这一步开始，他把命运绑在革命车轮上。9月，他协助筹划九月起义；11月，又在黄麻起义指挥部中统筹七里坪义勇队，十四日凌晨攻占黄安县城立下头功。当地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城楼上红旗一挂，乡亲们抬着稻谷往城里送。”
黄麻起义暂告段落，国民党紧接着组织反扑。戴季英负责改编地方武装为鄂东军，而后又参与木兰山整编，任黄安县委书记兼地方武装总指挥。彼时的鄂豫皖根据地正频频遭遇“围剿”，张国焘的左倾路线与王明指示相互叠加，导致误判连连，红四方面军一再受挫。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准备西征，戴季英临危受命，率红二十五军留守，坚持游击。郭家河、潘家河等战斗接连取胜，部队一度发展至一万三千余人，地方称他“白天打仗，晚上开会，不睡觉的司令”。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肃反”同样有股狠劲。张国焘到鄂豫皖推行极左方针时，为了表忠心，戴季英在25军内部大搞清查，许继慎、熊受暄等人惨遭诬陷致死。1933年5月，七里坪久攻不下，他竟把红74师主力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近五十名干部抓来，贴上“反革命”标签后集体枪决。当地群众议论：“枪声那夜没停，一排排打得山谷都在回音。”此举直接削弱了根据地骨干力量，也埋下了他日后命运的暗线。
1934年11月，红25军踏上长征道路。蒋介石命令川陕鄂三省部队围追堵截，但红25军绕道豫陕边区发动群众，硬是在洛南庾家河开辟新根据地。次年春，敌人出动11个团“围剿”，红25军用大回旋将对手耍得晕头转向；夏季敌军增加至三十余个团，红25军又调虎离山，7月打下袁家沟口全歼一个旅，旅长唐嗣桐成了俘虏。士气噌噌上涨，蒋介石恨得直咬牙。
随后，红25军西征甘肃，威胁西安，令胡宗南后方基地陷入恐慌。9月7日，鄂豫陕省委豹子川会议调整领导班子，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戴季英改任参谋长。半个月后，他们在永平镇与刘志丹部会师，组建红15军团。不料刚握手言欢，旋即又掀起一场新的“肃反”。
刘志丹被诬称“与白军勾结”，戴季英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自认“有经验”便冲在前头。他下令抓捕26军营以上干部，刘志丹也被带走。审讯室内，刘志丹怒声辩驳：“我为陕北根据地流血拼命，怎么成了叛徒？”据警卫员回忆，戴季英挥鞭抽打：“不老实就加大刑！”折腾数日，没一条罪证坐实，可各方流言已传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甚至搬家躲到国统区。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毛泽东初步了解情况后，立刻批示“刀下留人”。他对派往瓦窑堡接管保卫局的干部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随后彻查，真相大白，刘志丹恢复名誉。党中央对相关责任人严厉批评，周恩来一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掷地有声。11月30日，戴季英被撤销一切职务，党内严重警告。
抗战期间，西安事变后我党需要凝聚各方力量，1942年底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上认定：朱理治、郭洪涛对1935年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戴季英不再承受全部压力，处分暂时搁置。戴季英得以重新进入部队，先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军区担任重要职务。
1946年6月，国民党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部署三十余万大军，要“一举端掉中原”。我中原军区决定突围。戴季英任第一纵队政委，与司令员王树声配合默契，白天打阻击，夜里涉水急行，硬是拖住了敌军主力。7月下旬，部队刚抵近陕南兄弟区，中央电报突然改令：掉头创建鄂西北根据地。那地方山高谷深，敌情复杂，徒手扎根并非易事，可他没多问一句，带兵原路折返。为了打破包围，纵队先攻十堰、再捣均县，敌人摸不透路数，被迫抽调第七师回援。烟尘散去，中原突围主力已安全东移，战略全局稳住。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河南省会定在开封，戴季英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对照昔日战友，徐向前已是西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成为湖北省主席，他心里失衡。省府一次会议上，他当众指斥一位副书记“仍在走左派老路”，还敲桌子：“我的经验比你丰富得多。”旁人面面相觑。随后中央发起“三反”运动，他在本地迟迟不动，被批官僚主义时还辩解：“开封情况特殊，慢一点无妨。”
1951年冬，他终于提笔写信：历数自己功劳，质疑省委领导，要求升任省委书记、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自信信件能直达中南海，毛泽东或许会“慧眼识珠”。没想到换来一句“不可救药”，紧跟着的，是将近三十一年的党籍戛然而止。周恩来批示“永不启用”，河南省纪检部门两周内完成调查，“参与残酷肃反、尾大不掉、野心膨胀”几条结论写得明明白白。
很快，开封市委召开千人大会通报决定。有人唏嘘，有人拍手。会后两小时，省公安厅执行逮捕，带走时他沉着脸一言不发。1952年夏，法院判处他十五年徒刑，送往洛阳监狱。服刑期间，他的长征日记、黄麻起义手写稿被集中保管，几位监狱干部暗暗查阅，依旧难掩敬佩：“书生出身，却一路打到西北，这份执拗真厉害。”但对规矩缺乏敬畏，也终于让他付出代价。
时间拉到1978年，改革开放曙光乍现，许多历史问题重新检视。河南省委专题讨论后，将戴季英案件材料送往中央组织部。1984年，中央批准恢复其党籍，待遇从副部级调整为省级。那一年他已七十八岁，人显得清瘦。组织部干部上门宣读文件，他轻声说：“晚了些，不过我听见了。”1997年11月，他因病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戴季英的一生，功劳与错误交织：黄麻起义冲在最前，西征甘肃舍生忘死；然而屡屡肃反过火，对同志举起严刑，也让革命队伍雪上加霜。更大的问题，在于建国后不甘平凡，动辄拿昔日战功说事，与组织讨价还价。毛泽东那句“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人”语气冰冷，却直指灵魂深处的傲慢。组织原则的红线，一旦跨过，再厚的军功章也护不住。
余波与思考：革命资历与组织纪律的张力
1950年代初期，类似“居功自傲”的案例并非孤例。抗美援朝前线某纵队政委，也曾因嫌职级不高而抱怨。中央的态度只有一句：功劳大不是特权，资格老不是通行证。戴季英事件之所以处理得如此迅速，有几个背景因素必须厘清。
第一，建国初期各级机构亟待重组，干部结构需考虑年龄、文化程度、地方经验，人选不能只看战功。河南系农业大省，1949年到1951年经历治淮、剿匪、整党，省委书记张玺擅长财贸与后勤，恰好符合需要。戴季英擅长军事，却不谙民政，组织部因地制宜的安排并无失当。
第二，中央高层对“肃反遗风”保持高度警惕。1949年后，全国政权建设强调团结，任何借口搞大规模清查都被严格限制。戴季英在河南又显露出排斥异己的倾向，引发老问题重提，组织自然高度不安。
第三，党内讨论干部升降一向倡导“摆事实、讲道理”，严禁“自我标榜”式请赏。彭德怀、粟裕等元帅级人物，晋衔时都曾被动推举；林彪也在1955年受命才勉强接受。戴季英却直接“越级上书”，挑战了根本程序。
有人或许会问：若干年后他为何能恢复党籍？其一，历史功绩客观存在，黄麻起义、长征西征、中原突围都有他一份；其二，改革开放后政策更趋宽松，强调“既看功劳，也看错误，二者分清”。戴季英晚年仍笔耕不辍，整理《鄂东军战斗实录》，向档案馆捐出珍贵手稿，对研究者帮助不小。组织也看到了他的反思与努力。
但必须指出，恢复党籍不等于否认当年处理。1951年的那封要官信与此前累积的问题，共同触发了严厉处分。组织原则的钢规从未松动：越过程序、架空集体，哪怕功劳再大，也要承担后果。
对当代读史者而言，戴季英的轨迹提示——革命资历与组织纪律之间并无天然对立，关键在于摆正心态。倘若一味揪住过去的光环而忽视现实职责，就容易陷入“资历幻觉”。相反，承认集体、尊重规则，才能让个人价值与时代需要产生良性互动。
河南六十年代曾编辑一套《鄂豫皖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主编在卷首语写道：“史料存真，不掩功过，亦不为功过所蔽。”这句话对戴季英适用，对任何握有权柄的人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