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后五位亲华派领导人的人生归宿：一人长眠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越南共产党领导层就已形成一致看法：缺少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法获得胜利；同时，如果没有中国和苏联的共同支持，越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难以取得进展。
依照这项见解，在越南的第二回全国代表大会上，到胡志明逝世这段日子，胡志明始终是越共的顶端负责人，不过他更多时候是扮演着“灵魂人物”的角色，而政府、政党以及军队的真正权力，则由其他人士执掌。
胡志明离世之后，越南国内掀起了权力角逐的风波，这场纷争最终以黎笋的胜利告终。黎笋作为本土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向来对苏联抱有好感，同时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冷淡，再加上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他在苏联的扶持下推行了针对中国的策略。
他推行的对华不友好措施，同胡志明生前秉持的立场大相径庭，也和党内倾向中国的那些人意见相左，所以关于中越关系的后续走向，新一轮的较量就此发生。那些支持中国的代表人物例如朱文晋、阮文灵、长征、武元甲、黄文欢，他们的前途如何尚不明朗。
一、“叛逃”中国，归葬八宝山
在越共亲华派中，黄文欢无疑是最特别的一个。
他跟胡志明相似，早年到访中国，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也就是越共的前身，还参与了越南革命活动。
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他于晦暗中捕捉到一线曙光，从此便不懈追寻。即便后来回到越南，他依然将曾经生存和拼搏过的中国看作是另一个家。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他被任命为越南的首任驻华大使。
这一任期，长达8年。
在长达八年的岁月里，正值中越两国交往最为融洽的阶段，他为此付出了许多心力，赢得了中越两国民众的广泛敬重。
黎笋就任要职后，越南的外交方针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实行的“亲近苏联，疏远中国”方针让黄文欢非常不快，于是他开始同黎笋势力进行对抗。
黎笋权力欲非常强盛，所以敢于不依附胡志明、武元甲这些人，即便黄文欢作为越共的创建者之一，在组织内部享有很高声望，他仍旧编造理由把黄文欢排除在决策圈之外，并且用各种方法让他陷入孤立境地。
在越南自卫反击战即将爆发之时，黄文欢在越南国内处境十分不利，几乎无人问津，这位名义上的国会副主席更是难得出现在公开场合，媒体上也鲜有他的身影。
遭遇的苦难并未就此终止，紧接着他因为生病导致持续高热，医生判断他患上了肺结核。再后来前往中国接受检查，最终确定罹患了肺癌。
肺癌被误诊为肺结核，这其中的含义令人深思。
他意识到在国内的情况越来越不妙，便决定实施一个关键计划——前往中国境内，因此他以去东德接受治疗为由，开始了黎笋集团所指的“越境”行程。
从越南启程前往东德，中途飞经巴基斯坦卡拉奇，黄文欢借“考察”之名，规避了相关检查，随即赶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
从此之后，他神秘失踪。
那一年（1979年）8月，他忽然出现在中国境内，随后在北京组织了一次面向国际媒体的公开会议，在会议过程中他不仅公开了关于黎笋政府的不光彩行为，同时透露了黎笋修改或移除了胡志明的遗言内容，他还声称：
“我不能沉默不语，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就应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一举动惹恼了黎笋，黎笋政府马上撤销了黄文欢的所有工作，还判他死刑，这些举动只是暴露了他无力的狂怒，却一点也没伤到黄文欢。
黄文欢在中国期间，受到中国领导人关照，其癌症状况获得良好管理，直至1991年离世，终年86岁。
这位外国前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地位，曾被视为重要人物，外国媒体将他描述为“从原籍国投奔我国的最杰出代表”，在他生前，我国给予他极高的礼遇和尊重，在他逝世之后，我国还为他提供了庄重的安葬仪式，将他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些举动充分表明，我国视他为难得的挚友。
二、首位大将，与黎笋反目成仇
在越共亲华派中，与黎笋关系最初看似不错的是武元甲。
在越南军中，能与黎笋抗衡的人，武元甲绝对是其中之一。
他在越南抵抗美国和法国的战斗里，负责过好些关键战斗，特别是奠边府战斗，凭借那场胜利声名鹊起，因此奠定了他在越南军队中的崇高声望。
在名气上，他超过了黎笋。
在职务上，他地位也高于黎笋。
确实，在涉及针对我国的行动上，他们两个曾经看法一致，一个明确的例证是武元甲曾率越南海军建制南沙群岛。
他与黎笋存在差异，并非一味倒向苏联、疏远中国，反而更愿意维持与中国和睦的关系，在需要时也会争取一些自身的好处，比如把南沙群岛纳入掌控，在他看来这就是“需要时”。此外，武元甲对华友好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受到胡志明的影响和牵制。
20世纪60年代，他曾被派往苏联访问。
他两次从苏联归来，内心深受触动，于是向胡志明陈述中国现行的体系已经不再适用，应当借鉴苏联的经验，大力推行现代化和机械化建设。
在他显露出来访友的明显意图之后，胡志明就让他暂停工作超过两年的时间。
经历这次冲击，本就倚重胡志明的武元甲只能收敛起心绪。然而未曾料到，当主张“倾向苏联对抗中国”的黎笋掌权之后，出于策略与战备的权衡，他不得不尽量维持表面的和谐
平衡，让越南军中亲苏和亲华派的势力相对平衡。
黎笋所追求的不是平衡，而是一边倒！
胡志明与武元甲
他和武元甲早先交情尚可，然而在他极端欲望的驱使下，他持续不断地削弱武元甲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导致武元甲逐渐被孤立，变得无人问津。
在越南自卫反击战之后，黎笋直接解除了武元甲的军委书记一职，同时指派自己的心腹文进勇担任国防部长。
自此，武元甲在军中的地位完全丧失。
1982年，他被从政治局中除名。
这位“奠边府之虎”遭遇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持续压制，从此在政治上陷入低谷。只要黎笋掌权一天，他就完全没有机会翻身。
黎笋的专横跋扈和完全倒向苏联、疏远中国的方针，让这位越南备受崇敬、仅次于胡志明的元老级前领导人、军队缔造者武元甲，对他产生了强烈不满。
这对于黎笋集团来说，显然是无法承受的打击。
黎笋
黎笋离世之后，黎笋家族全面瓦解，原先倾向中国的武元甲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凭借他的付出，中越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步。多年来对越南的援助，使得即便他曾经率军占据南沙岛礁，他在越南民众心中的敬重地位，也仅次于胡志明。
2013年10月13日，武元甲因病辞世。
彼时越南的核心负责人主持了告别仪式，数十万越南民众聚集在河内，与他做最后的送别，借此表达对他多年付出的哀悼。
晚年武元甲
三、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在亲华派中，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非朱文晋莫属。
朱文晋，原本姓周，属于侬族，这个民族和壮族是同一个民族。他出生在中国，七岁时候跟随父母搬到越南，是越南的华人后代。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非常亲华。
在越南军中，朱文晋也可谓是绝对的资深人物。
越军原先划分了四个主要作战区域，他长期负责其中第二联区的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基于这项重要职务，1948年越南着手首次设立军衔制度时，他获得了少将军衔的任命。
他和武元甲、黎笋等人不一样，虽然军队里声望很高，却不太有政治头脑，是个典型的埋头做事的人。
因此，他在越南军队里的地位虽然很高，但始终没能加入越南的最高决策团体。
黎笋这些人，由于有个人权力欲，在越南发动多次政治行动，依靠军事力量，积攒了丰厚的政治资源，进而获得了核心权力。
黎笋集团得势之后，朱文晋这类倾向于中国的将领，就很难再受到重用了。
1976年越南的四大人物，有人通知他需要退位，退位的缘由是已经七十高龄了！
这个理由明显很离谱，因为黎笋年纪比对方大很多，而且党政军系统里还有很多到了65岁还在工作的人。
归根结底，他的华裔身份是主要原因。
从1975年开始，越南政府推行严厉的针对华人的措施，当地中华裔民众承受诸多压力，朱文晋身为越南籍华裔，时常代表同胞发声。
黎笋
武元甲和黄文欢曾率先被黎笋借故排除在越南的党政军权力圈之外,他如今作为根基不深的将领,更不可能激起任何波澜。
既然黎笋集团已下达了“退休通知”，朱文晋只能遵从。
老年之后，军队里替中国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越南这边受欺负的华人处境更加艰难。
越南方面发动的对华冲突，黎笋政府仍然维持原有方针，朱文晋等倾向中国人士受的打压愈发厉害。
黄文欢无法忍受，选择逃往中国。
武元甲艰难支撑，遭受的迫害日益加剧。
朱文晋无可奈何，在孤独中默默离世。
这位为越南军队作出巨大贡献、为越南解放建立卓越功勋的人，连追悼活动都极其简单。
由此看来，黎笋势力执政之时，对于反对者的镇压极其残酷，而倾向于中国的派系则处境十分困顿。
四、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推动者
在亲华派中，处境相对较好的或许要属阮文灵。
所谓的“境遇相对优越”，说明黎笋集团对他的压制力度比较轻微。但这并非阮文灵的成就，而是他的政治背景所造就的。
1929年，阮文灵参与了革命活动（他出生于1915年）。
他自投身革命起，便长期身处南方，致力于反抗法国与美国的武装行动，由此聚积的政治资源，根基主要建立在越南南方地区。
1957年，他担任中央南方局书记。
在他出任南方局领导职务的次年，黎笋获委以中央代理总书记之职，两人皆可归入“南方系”范畴。
他政治基础不牢，又缺乏军界人脉，所以黎笋并不器重他，即便后来他进了中央，也只能听从黎笋的指挥，既然这样，为何还要把阮文灵归为亲华阵营呢？这就得谈谈1986年越南发生的事了
1985年，越南召开了第五次中央全会。
原本被排挤、不为人知的阮文灵被调回权力中心，逐步开始执掌越南的政务要务。一年之后，他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当前越南遭遇经济失衡，且外部形势复杂，他一就任便推行了三个关键举措：
1. 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2. 实行越南的改革开放政策。
3.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越两国关系逐步走向正常，他为双方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此，外界一直将他视为亲华派。
另有一些人把他称作“越南的邓小平”，因为他为越南规划了改革开放的宏伟愿景，让越南重新步入了正轨。
五、此长征非彼长征
在亲华群体里，受难程度最高的是长征，他本名邓春区，之所以这样，有两大缘由，首先，其次，
1. 他是亲华派的代表。
2. 他在黎笋夺权路上是一个“障碍”。
胡志明离世之后，党主席的位置持续没有填补，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实际上由长征、黎笋以及范文同这三位共同执掌，他们以一个三人核心小组的身份，长时间负责领导越南。
这样的安排源于胡志明对黎笋的防备。
黎笋在胡志明还健在的时候，就常常暗中排挤胡志明，使得胡志明逐渐沦为象征性的领袖，能够实际掌控的权力越来越小。
务必彻底阻止黎笋演变成为又一个赫鲁晓夫，长征和范文同肩负起牵制黎笋的重任，长征属于坚定的亲华阵营。
他之所以改名为长征，是因为他仰慕中国红军的长征精神。
黎笋对权力的欲望非常强烈，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进行限制，在他执行亲苏联、反中国的政策时，更不可能会让长征拥有实际的控制权。
他持续拿长征在越南土地改革上的失误做文章,以此对他进行压制,使得长征在越南的党政军系统里的声望严重受损。
直到黎笋去世，长征才得以重新回到越南的政治核心。
他如今年纪大了，因而选择扶持年纪较轻、早些时候在南方推行经济变革的阮文灵，阮文灵因此获得高层大力支持，越南的领导层随即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阮文灵被破格提拔，很快成为越南中央的领导人，负责领导越南的经济改革工作。
正是在长征的支持下，越南的经济逐渐恢复，中越关系重回正轨。
这五个亲华派人士中，长征和黄文欢面临的情况最为困顿，朱文晋的下场最为悲惨，阮文灵却在黎笋势力的压制下得以新生，引领越南重新步入正途。
可以推想，倘若黎笋集团未推行亲苏反华路线，越南的经济进步以及国际环境或能更佳，亲华阵营也能取得更加出色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