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汪曾祺来说，步入六十年代，他的心境充满了愉悦，思想上的重负也随之消散。这一切，都要归功于1960年那个初秋的季节，他终于成功摘下了右派身份的帽子。
尤为令汪曾祺欣喜的是，翌年，他得以重返北京，并在北京京剧团担任专职编剧。自幼对京剧怀有深厚热爱，且对京剧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和卓越的造诣，汪曾祺从事这份工作，无疑让他倍感愉悦。
汪曾祺踏入北京剧团尚不足两载，凭借着其娴熟的文笔，便迅速肩负起了一项重任——那就是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
担任主笔的汪曾祺，于那秋风凄厉的岁月里，与薛恩厚、肖甲、杨毓珉等同仁一同入驻颐和园的龙王庙，随即投身于紧张而繁忙的剧本改编工作中。
不久之后，仅用了短短十天，汪曾祺等人便顺利地完成了剧作的改编工作。其中，《智斗》与《授计》两幕，均为汪曾祺的匠心独运，堪称其得意之作。
1964年三月末，《芦荡火种》隆重上演，赢得了广泛赞誉。同年4月27日，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莅临北京，观赏了这部京剧佳作。《芦荡火种》自此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被深入介绍，报道广泛传播。
汪曾祺感到由衷的喜悦与兴奋，于1964年7月23日这一天，毛主席亲自观赏了京剧《芦荡火种》，并对该剧给予了高度评价。
固然如此，毛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亦觉察到了该剧作的不足之处，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点修订建议。
汪曾祺深感，毛主席所提出的每一项修改建议，无不精准地击中问题的核心，这使他对于毛主席的敬佩与崇拜之情更上一层楼。
毛主席对这部杰出的戏剧《芦荡火种》提出了哪三方面的修改建议？
剧名要改
首项建议指出，《芦荡火种》这一剧名存在不妥，毛主席认为，以之命名该剧，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亦未体现出当时斗争的真实面貌。
毛主席悠然地吐出一口烟雾，左手轻抚椅背，身体缓缓后倚，以风趣的语调抬头而笑。“芦苇荡中尽是水，革命之火又怎能得以蔓延？再者，那时的抗日革命形势，早已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熊熊燃烧的烈焰了！”
汪曾祺等深信不疑。
毛主席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这故事演绎自沙家浜，此地诸多地名亦化作戏剧名号，故此剧便以《沙家浜》为名。”
毛主席轻启金口，自此，京剧《沙家浜》声誉远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令汪曾祺等钦佩。
实际上，《沙家浜》这部京剧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于那段真实的抗战历史。
1939年五月，叶飞团长受陈毅之命，率领新四军一支队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挺进江南地区，奋勇东征抗日。
位于阳澄湖畔常熟县的偏远战地医院中，共有36位伤患。在本地革命民众的无私援助与坚定支持下，他们一边疗伤，一边依托着广阔无垠的芦苇荡，持续与敌军展开抗争。
1957年，时任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应《红旗飘飘》杂志社之邀，口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回忆录——《火种》。随后，军旅作家崔左夫将这段口述内容精心编纂，创作出了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编剧文牧将原作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随后，参照刘飞的回忆录《火种》的内容，最终确定了剧作的名称为《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剧名由此而来。
军民关系不显。
毛主席指出，当前剧作中未能充分彰显军民鱼水情深，他强调需进一步强化戏剧情节中对军民关系的描绘与体现。
汪曾祺对于毛主席所指出剧本创作的诸多不足与缺陷，深有感触。在此过程中，他亦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毛主席那精准独到的眼光，竟能一针见血地洞察剧作的瑕疵所在。
汪曾祺回忆道，在剧本创作的初期阶段，他的笔触流畅，前几场戏的撰写颇为顺利。然而，当笔触触及军民鱼水情深这一篇章时，却遭遇了瓶颈，思维变得迟缓。所创作的戏词要么显得平淡无奇，要么陷入俗套，原因在于未能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生动丰富的军民形象，以支撑这些戏词的内涵。
洞悉问题症结的汪曾祺与杨毓珉等同仁，在剧本的再度修订过程中，特意增设了“奔袭”、“突破”、“聚歼”三幕紧张激烈的武装斗争场景，同时亦扩充了指导员郭建光的戏码，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角色的形象。
身处湖光山色的剧组驻地，环境宜人，饮食丰盛，餐餐都有鱼虾相伴。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紧密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场景，一句接一句，共同创作出了既生动活泼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唱词。
“你对同志的关怀，如同家人般深厚，细致入微的照料更是无可挑剔。无论是缝补浆洗，还是日常三餐，你总是不辞辛劳，鱼虾满桌，温暖了大家的心。”
在精心编排之下，这三幕新增的文武兼修且情感炽烈的戏码，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赞誉，直呼过瘾。它们在紧张激烈的冲突中，将军民如鱼得水的深情厚谊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动容，感慨良多。
结尾成了闹剧
毛主席指出，作品的尾声竟演变为一场闹剧，使得整部剧作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断裂感。他进一步建议，接下来的情节应正面深入挖掘。
汪曾祺等人的笔下，新四军巧妙地以胡传魁的婚礼为掩护，化身为吹鼓手与轿夫，发起了一场出其不意的突袭。这场袭击看似一场闹剧，因此毛主席建议改为新四军采取正面进攻的战术。
毛主席进一步补充道：“改动起来并无难处，若不改动，按照原样演绎亦可。”
随后，汪曾祺等同仁郑重采纳了毛主席的宝贵意见，遂将结局修改为郭建光指挥部队于夜幕下奇袭胡传魁，成功突破防线，直捣胡传魁的府邸，最终大获全胜。
事实上，在历史的长河中，以36名新四军伤病员为核心，组建而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在疗伤之后，于1939年11月6日，于常熟唐市周边的村落中，正式设立了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夏光同志出任司令员，率领部队在常熟、苏州地区持续进行抗日斗争。
1940年2月8日，在这片阳澄湖的岸边，该队伍英勇作战，成功击毙了包括日军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数十名敌军。随后，队伍迅速壮大，成员增至400余人，战斗力也随之显著增强。
毛主席所提出的正面切入的修订意见，与新四军在江南地区抗击日寇的实际情况完美契合。
历经汪曾祺等人的反复修订与精心雕琢，京剧《沙家浜》终于在1968年脱颖而出，荣膺八部革命样板戏的显赫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