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的秋风已经带上了刺骨的寒意。
这不是诗词里的秋风，而是浸透了血与火气息的烈风。
风卷着冰冷的雨丝，抽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身上，也抽打在毛泽東的心上。
此刻，他正站在井冈山南麓黄坳的一处破败祠堂的屋檐下，看着院子里稀稀拉拉的队伍。
他们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刚刚从灾难中逃出来的难民。
每个人的脸上都混合着疲惫、迷茫与恐惧。军装被泥水和血渍染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许多人甚至连一支完整的步枪都没有，手里握着的是大刀和削尖了的竹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汗味和淡淡的血腥气。
几天前，这支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队伍，还是一支满怀着革命豪情的铁流，如今却被现实打得七零八落。
就在数小时前，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堪称耻辱的战斗。
对手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甚至不是地方的保安团，而是遂川县的地主武装。
就是这样一支由乡绅、恶霸、家丁拼凑起来的“靖卫团”，仅仅三四百人，就将他们这支号称革命军的队伍冲得七零八落。
战斗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依旧让毛泽東感到一阵心悸。
对方没有复杂的战术，就是仗着熟悉地形，从山林里突然冒出来，一边放着排枪，一边敲锣打鼓地呐喊。
革命军的士兵们，大多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和失业的矿工，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几声枪响，几声呐喊，队伍的侧翼就乱了。
负责指挥的军事干部余洒度，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科班精英”，在关键时刻的指挥竟然是声嘶力竭地命令部队“顶住”。
可怎么顶？用血肉之躯去顶吗？
溃败如同山火蔓延，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开始各自为战，各自奔逃。
毛泽東和几个警卫员被溃兵裹挟着，一路撤退到了黄坳。
此刻，祠堂的院子里，火盆里的湿柴冒着浓烟，熏得人眼睛发涩。
一个警卫员端来一碗热水，递到毛澤東的手边。
「润之先生，喝口水暖暖身子吧。」
他的称呼还是“先生”，而不是“委员”或“书记”。
在这个队伍里，许多人的潜意识中，毛澤東依然是那个在长沙城里办教育、在武汉伏案疾书的文人。
他的手，更习惯握笔，而不是枪。
毛澤東接过碗，碗沿有些残破，粗粝的陶器边缘硌着他的嘴唇。
水的温度透过碗壁传到他冰冷的指尖，但他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他的目光扫过院子里的人，经过艰难的收拢，失散的人员只回来了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人，这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剩下的全部家底。
他的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他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这样说过。他认为自己是个文人，一个用笔杆子去战斗的知识分子。
可现在，现实却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他，笔杆子，挡不住靖卫团的土枪。
两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军事主官，师长余洒度，团长陈浩，都在这场溃败之后，对他这位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动摇。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眼神中的轻蔑和言辞里的敷衍。
他们是黄埔出身的军事精英，而他，只是一个“师范生”。
就在这时，祠堂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浑身是泥的通讯兵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毛委员！不好了！余师长…余师长他…」
毛澤東的心猛地一沉，握着碗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盯着那个通讯兵，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他怎么了？」
通讯兵喘着粗气，终于把那句足以让这支队伍彻底崩溃的话喊了出来。
「余师长带着几个人，往南边跑了！他说…他说我们完了，他要去投靠国民党！」
话音刚落，整个祠堂内外，一片死寂。
只剩下风雨穿过破旧门窗的呜咽声，像是在为这支年轻的军队奏响哀乐。
四十多个幸存者，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
军事主官的叛逃，比任何一场败仗都更能摧毁一支军队的灵魂。
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聚焦在了那个站在屋檐下的文人身上。
他们想看看，这位一直以来用思想和言语领导着他们的毛委员，在枪杆子彻底失去了方向的此刻，还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毛澤東缓缓地将碗里的水一饮而尽。
冰冷的雨水打湿了他的额发，顺着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沮丧，只是平静地将空碗放在旁边的石磨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在这片死寂中，这声轻响显得格外清晰。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所有惊惶失措的眼睛，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沉稳，仿佛有一种能压住这漫天风雨的力量。
「跑了，就跑了吧。革命的道路，总会有人跟不上队。但是…」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扫过每一个人。
「我们，还要不要走下去？」
02
要回答“还要不要走下去”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
时间拨回到一个多月前，汉口。
盛夏的江城，空气像一团浸满了水的棉花，沉闷而压抑。
那是一段革命从高潮瞬间跌入谷底的日子。曾经热火朝天的北伐，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的枪声，被染上了一层血色。
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在汉口的一间密室里，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
会议的气氛，就如同窗外的天气一样，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主持会议的瞿秋白，脸色凝重地总结着血的教训。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那个后来响彻中国的论断，第一次被清晰地提了出来。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说出这句话的人，正是毛澤東。
他当时是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言辞激烈，神情激动。
他痛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面对屠刀，一味的退让和妥协，只能换来更多的屠杀。
这句话，在当时听来，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血性。
然而，彼时的毛澤東，虽然深刻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但他对如何拿起并用好这“枪杆子”，其实并没有太多具体的概念。
他的前半生，都在与笔墨和思想打交道。
从湖南第一师范的翩翩学子，到《湘江评论》的犀利主笔；从组织“新民学会”，到奔走于工农运动一线，他所有的斗争，都集中在思想的启蒙和民众的组织上。
他最熟悉的武器，是文章，是演讲，是能点燃人心的口号。
当中央决定派他以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湖南，组织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时，他内心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为能够亲手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感到振奋。
另一方面，对于具体的军事指挥，他心中并无把握。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这句话，他在临行前，对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坦诚地讲过。
「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用笔杆子，不能动枪。」
中央的同志安慰他，起义部队会配备军事干部，师长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余洒度，参谋长是黄埔二期的钟文璋，下面还有黄埔五期的团长陈浩。
这些，都是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科班生”。
中央给他的定位，是“前敌委员会书记”，核心任务，是保证这支军队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军事指挥，由军事干部们负责。
带着这样的分工和认知，毛澤東踏上了前往湘赣边界的征途。
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政治方向正确，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再加上这些专业军事人才的指挥，起义的成功将是必然的。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起义的队伍，成分极其复杂。
有安源煤矿的工人，有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还有一部分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
这支警卫团，是队伍里军事素质最高的，也是最“骄”的。
起义开始后，问题立刻暴露出来。
按照原定计划，三路大军将直取长沙。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浓厚旧军队色彩的攻城略地的计划。
计划的制定者，正是余洒度这些军事干部。
毛澤東当时就对这个计划提出了疑虑。
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我们这支刚刚组建、缺乏训练的队伍，去硬碰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提出，应该放弃攻打中心城市，转而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在广阔的农村积蓄力量。
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余洒度等人，骨子里还是“正规战”的思想。他们看不起农民武装，迷信于攻城拔寨的战功。
「毛委员，打仗的事情，还是我们军人更懂一些。」
余洒度当时那句话里藏着的傲慢，毛澤東至今记忆犹新。
「政治上，我们听您的。可这排兵布阵，就得按军事规律来。」
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上，争论很激烈。
但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毛澤東的意见被搁置了。
结果，一语成谶。
起义部队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接连受挫。
在平江，在浏阳，在醴陵，面对的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正规军。
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虽然英勇，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热情和勇气并不能转化为胜利。
队伍伤亡惨重，士气低落。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遂川被地主武装击溃的事件。
这场看似规模不大的战斗，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彻底暴露了这支军队在军事思想和指挥上的致命缺陷。
它也让毛澤東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枪杆子，并不仅仅是拥有一支军队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这支枪，为谁而握，向谁而开，以及，最关键的，由谁来指挥，如何去指挥。
把枪杆子交到那些满脑子旧军队思想的“军事精英”手里，他们即便接受了革命的口号，也无法打赢一场真正属于人民的战争。
他们的灵魂深处，依然是军阀混战的那一套。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散伙，另寻出路。
所以，余洒度的叛逃，在毛澤東看来，几乎是一种必然。
当一个人对革命的信仰，还不如对个人前途的盘算来得重要时，背叛只是时间问题。
更可怕的是，在余洒度叛逃后不久，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团长陈浩，也开始动摇。
他散布失败情绪，试图拉拢部队，投靠湖南的军阀。
接二连三的背叛，让这支队伍的风雨飘摇。
站在黄坳的破祠堂里，面对着那四十多双或绝望、或期待的眼睛，毛澤東的脑海里，将这一切的前因后果，都想得清清楚楚。
他意识到，自己被逼到了一个无可退避的悬崖边。
身后，是万丈深渊。
他不能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人”，一个只负责政治方向的书记。
他必须站出来，接过这支残破的枪。
他不仅要为这支枪指明方向，更要手把手地，教它如何射击，如何瞄准，如何在最险恶的环境中，打出属于人民的第一枪。
他看着众人，重复了那个问题，语气却更加坚定。
「我们，还要不要走下去？」
这一次，不等别人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
「要走下去！而且，要换一种走法！」
03
“换一种走法”，这五个字，在1927年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黄坳的破祠堂里传出，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然没有激起惊天巨浪，却荡开了一圈决定中国未来的涟漪。
如何“换”？又该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答案，包括毛澤東自己。
他所拥有的，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一种从无数次失败和教训中淬炼出的判断——沿着老路走，是死路一条。
余洒度叛逃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召集了仅存的干部，在祠堂里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
这次会议，史称“黄坳决策”。
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也没有复杂的理论阐述。
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沉重的。
所有人都看着毛澤東，等着他拿出“锦囊妙计”。
可毛澤東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打败仗？」
一阵沉默。
有人说是武器不如人，有人说是兵力太少，还有人抱怨国民党太强大。
陈浩，那位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的黄埔五期团长，阴阳怪气地发言了。
「我看，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来这穷山沟里。秋收暴动，就该像北伐一样，直取大城市。现在缩在这山里，粮食没有，药没有，前途更没有，弟兄们的士气都快散光了！」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旧军官的心声。
毛澤東没有批评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他才站起身，走到祠堂中央，用一根木棍，在潮湿的泥地上画了一个圈。
「同志们说的都有道理。武器、兵力，我们确实都处于劣势。」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声音陡然提高。
「但是，这不是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国民党，也不是地主武装，而是在我们脑子里！」
他用木棍重重地敲了敲那个圈。
「我们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一套！攻城！占地！决战！这是谁的打法？这是军阀的打法，是帝国主义的打法！他们兵多将广，有的是本钱去拼消耗。我们有什么？」
他环视四周，用手指了指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有的是这两条腿，有的是这片养育了我们的大山，有的是身后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受压迫的工农兄弟！」
他的话，让在场的许多农家出身的战士，眼神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光亮。
「所以，我们的打法，不能跟他们一样！他们要打，我们偏不跟他打。他们要找我们决战，我们偏不让他们找到。」
他用木棍在那个圈的外面，画了许多箭头，时而指向圈，时而又迅速离开。
「这就叫，打圈。」
“打圈”这个词，土得掉渣，却又形象得让所有人都听懂了。
陈浩不屑地冷笑一声。
「打圈？这不是流寇吗？东躲西藏，算什么革命军队？」
毛澤東的目光，如利剑一般射向他。
「陈浩同志，你告诉我，什么是革命军队？穿着笔挺的军装，占领了繁华的城市，就算是革命军队吗？我看未必！」
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真正的革命军队，是能活下来，能保护人民，能最终消灭敌人的军队！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用任何有效的办法！面子，是小事！生存，是大事！」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被概括为十六字诀雏形的战术思想。
「我们的原则，很简单。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我们绕着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我们狠狠地打！」
「敌人要守城市，我们就去打他们的乡村。他们要保大路，我们就去走我们的小路。」
「总之一句话：打得赢，就坚决地打，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像猛虎下山一样，一口吃掉他！打不赢，我们就干脆地走，像风一样，让他抓不住，摸不着！」
他停下来，看着众人脸上从迷茫到思索，再到逐渐明朗的表情，知道这些话已经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战争观念。
它彻底抛弃了传统军事学说中关于阵地、防线、决战的一切。
它的核心，不再是占领某一处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保存自己。
这套战术思想的诞生，并非毛澤東在军事学上的天赋异禀，而是他将自己最擅长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分析能力，应用到了军事领域的结果。
他看到的是，敌我力量的根本不对等。
在政治上，共产党代表着绝大多数工农的利益，这是最大的优势。
在军事上，共产党的力量却极其弱小，这是最大的劣势。
所以，战争的形式，必须服务于扬长避短的政治目标。
就是要用军事上的“走”，来换取政治上的“进”。
用军事上的机动灵活，来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这是一种将政治和军事，拧成一股绳的思维方式。
黄坳决策之后，这支残破的队伍，开始尝试这种全新的“走法”。
他们不再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他们开始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与敌人“打圈”。
他们像幽灵一样，时而在敌人后方的某个小县城突然出现，打掉当地的靖卫团，开仓放粮，宣传革命思想，然后又迅速消失在茫茫大山之中。
国民党的正规军几次前来“围剿”，都扑了个空。
大部队开进山里，找不到革命军的主力。等他们一撤走，革命军又活跃起来。
有一次，部队的给养断绝，战士们好几天都只能靠野菜和山泉充饥。
陈浩再次煽动大家，说与其在这里饿死，不如出去跟他闯一条“生路”。
就在军心浮动最厉害的时候，毛澤東带着侦察排，亲自下山，利用对地形的熟悉，绕到敌人一个运输队的后面，打了场干净利落的伏击战。
缴获的不仅仅是粮食和药品，更重要的是，是信心。
战士们亲眼看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蕴含着多么大的智慧。
他们第一次尝到了用脑子打仗的甜头。
队伍的士气，在一次次这样的小胜利中，慢慢地重新凝聚起来。
毛澤東也在这场残酷的“实践”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着从一个文人向军事统帅的转变。
他不再仅仅依靠军事干部，而是亲自到一线，亲自勘察地形，亲自审问俘虏，亲自和战士们一起讨论战术。
他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里，往往隐藏着克敌制胜的关键。
比如，从一个俘虏的口中，他能判断出敌人部队的士气和补给状况。
从山间一条小路的走向，他能推演出敌人可能的行军路线。
从夜晚山村的几声狗叫，他能警觉到敌人侦察兵的活动。
他的军事才能，就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在井冈山这片贫瘠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被严酷的现实逼迫着，破土而出，疯狂生长。
然而，他深知，仅仅依靠这种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土办法”，是远远不够的。
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不仅要会打仗，更要明白为何而战。
它必须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理论指导。
而这个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它需要更广阔的视野，需要从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史中，去汲取营养。
毛澤東开始无比渴望一样东西——书。
尤其，是那些系统阐述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著作。
他迫切地想要验证，自己这些在山沟里总结出的经验，是否符合普遍的战争规律。
他更想知道，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些伟大的军事家们，是如何思考战争，又是如何赢得战争的。
机会，在几年之后，终于来了。
04
时间来到1938年，延安。
与井冈山时期的筚路蓝缕相比，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毛澤東的身份，也早已从一支残军的领导者，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和红色军队的最高领袖。
然而，他面临的挑战，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迷雾，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
中国这艘破旧的战船，在惊涛骇浪之中，究竟该驶向何方？
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一个清晰的答案，一个能够指引方向的战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澤東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潜心研究。
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堆满了他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书籍。
其中，有一本书，被他翻阅得最勤，书页上画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记和批注。
这本书，就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皇皇巨著——《战争论》。
《战争论》的中文译本，是在1929年由国民党陆军大学翻译出版的。
毛澤東拿到这本书，已经是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的事情了。
对于一个在实践中摸爬滚打了十年的军事指挥员来说，第一次读到如此系统、深刻、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战争理论著作，其内心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他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之进行灵魂对话的先哲。
克劳塞维茨在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比如，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不是孤立的行为，它必须服从于政治。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这个论断，简直是石破天惊。
它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所有将战争单纯视为军事行动的迷思。
毛澤東立刻就联想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践。
从井冈山的“打圈”，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再到长征，哪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
打仗，从来就不是为了打仗本身。
打，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是为了“建立根据地”。
“建立根据地”，是为了“发动群众”。
“发动群众”，是为了“壮大革命力量”。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个最大的政治。
这一连串的逻辑链条，在毛澤東的脑海中，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完美地契合了。
他兴奋地在书的空白处写下批注：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他又进一步引申，用更加通俗，也更加深刻的语言，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这两句话，后来成为毛澤東军事思想中的经典名言。
它彻底说透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在延安的窑洞里，这样的思想碰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毛澤東读书，从来不是死记硬背。
他习惯于一种“对话式”的阅读。
他会把自己摆在作者的位置上，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也会把自己在中国的实践经验，作为案例，去印证、去补充，甚至去反驳书中的观点。
他读《战争论》读到克劳塞维茨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首要目标时，深以为然。
但他同时又敏锐地指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建立在欧洲国家之间，实力相对均衡的战争基础上的。
而在中国，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单纯强调“消灭敌人”，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冒险主义。
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总原则。
“保存自己”被放在了“消灭敌人”的前面。
这一个顺序的调整，看似微小，实则蕴含着东方智慧和中国革命的独特性。
它强调了在逆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是一种更为务实，也更为高明的战略思想。
正是基于对《战争论》等一系列中外军事著作的深入研究，以及对自己十年战争实践的系统总结，毛澤東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论持久战》。
在这篇光辉的文献中，他清晰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他驳斥了亡国论的悲观和速胜论的轻浮。
他为全民族的抗战，制定了一套完整而科学的战略、战术。
《论持久战》的发表，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前路。
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也让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感到由衷的钦佩。
据说，当时在国统区，许多国民党军官都是偷偷地在读这本书。
他们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到底该怎么打。
从井冈山下那个被迫拿起枪杆子的文人，到延安窑洞里那个与西方兵圣进行思想对话的统帅，毛澤東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
他用自己的经历，完美地诠释了“读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没有在井冈山九死一生的实践，他读《战争论》可能只会觉得那是一堆晦涩的理论。
而没有在延安窑洞里对《战争论》等著作的潜心钻研，他也无法将井冈山的那些“土办法”，上升到指导整个民族战争的战略高度。
实践，让他获得了真知。
读书，则让他的真知，得到了升华。
05
故事的结尾，我们来到1960年5月27日的上海。
在一栋安静的西式别墅里，毛澤東会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英国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是二战时期与隆美尔、巴顿齐名的传奇将领，以其严谨和审慎著称。
两位东西方的军事巨匠，进行了一场跨越意识形态的对话。
会谈中，蒙哥马利毫不掩饰自己对毛澤東军事才能的钦佩。
他盛赞毛澤東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认为那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杰作。
面对这位西方名将的赞誉，毛澤東只是平静地笑了笑，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我不觉得我的军事思想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
蒙哥马利显然有些意外，他好奇地问：「从我们这里？怎么说？」
毛澤東的眼神，仿佛穿透了时间，回到了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回到了井冈山的风雨中。
他说：「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一句简单的话，却道出了他一生戎马生涯最核心的秘密。
他的所有军事智慧，都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国革命战争这本最生动、最残酷的“无字之书”，另一个，就是以《战争论》为代表的人类智慧结晶。
他既是一个最彻底的实践者，也是一个最深刻的读书人。
他从实践中来，到书本里去。
又从书本里来，到实践中去。
如此循环往复，终成一代伟人。
回望历史，从黄坳祠堂里那个临危受命的文人，到中南海书房里那个手不释卷的领袖，毛澤東的一生，都在践行着“知”与“行”的统一。
他用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告诉我们：
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读书，固然能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不能与现实结合的读书，只是僵死的教条。
真正的强大，源于将二者融会贯通的能力。
在艰难的实践中，不忘抬头看路，思考规律。
在浩瀚的书海里，不忘脚踏实地，联系现实。
这或许，就是那段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启示。
【参考资料来源】
《毛泽东传》，【美】 罗斯·特里尔 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 著《论持久战》，毛泽东 著【德】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