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的街坊们茶余饭后，总绕不开一个话题：满大街跑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电鸡”，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看着它们在车流里钻来钻去，既方便了很多人，也带来了不少混乱。
于是，一个埋藏了十几年的老问题又被翻了出来：想当年，广州下那么大决心把摩托车给禁了，到底是对还是错？
现在看着“电鸡”的阵仗，当年的决定是不是有点顾此失彼了？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回到那个属于摩托车的年代。
对于很多年轻的广州人来说，可能已经无法想象世纪之初的广州街头是什么样子。
那不是现在这样，安静的电动车悄无声息地滑过，那时候的城市背景音，是成千上万台摩托车发动机汇成的巨大轰鸣。
据统计，在禁摩前，广州的摩托车保有量早就超过了百万辆，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赛车场，充满了速度与混乱。
那时候的混乱，可不是今天“电鸡”这种小打小闹。
首先是交通上的无序，大量的摩托车没有牌照，驾驶员也没有驾照，交通规则对他们来说几乎不存在。
闯红灯是家常便饭，逆行、占用快车道更是司空见惯。
开小汽车的司机们个个都得练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辆摩托车从哪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冲出来。
这还仅仅是交通层面的问题，更让所有市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当时极其猖獗的“飞车抢夺”。
这个词，是那一代广州人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一个女士挎着包走在路上，身后马达声一响，包可能就没了，人还可能被拖倒在地，受一身伤。
脖子上的金项链、耳朵上的耳环，都成了抢夺的目标。
那时候，大家走在街上都提心吊胆，打电话都得找个背靠墙的角落。
治安的恶化，让整个城市的安全感降到了冰点。
面对这种局面，城市管理者不出重手是不行了。
所以，从2007年开始，广州在市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摩托车行驶。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就像一剂猛药，虽然痛苦，但确实有效。
禁摩之后，主干道的交通拥堵情况得到了明显缓解，交通事故率也下来了，最关键的是，“飞车抢夺”案件数量呈断崖式下降。
可以说，这一刀切下去，确实为广州换来了久违的安宁和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的禁摩，是解决当时最突出社会矛盾的必要手段。
然而，城市的发展就像一个生命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新的问题往往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冒出来。
摩托车被禁止了，但市民们短途出行的巨大需求并没有消失。
坐公交、挤地铁，解决不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就在这个空档里，电动自行车，这个当初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替代品，开始悄然登场。
它不用考驾照，不用加油，价格便宜，使用门槛极低，完美地填补了摩托车留下的空白。
如果说一开始，电动车还只是市民买菜、接送孩子的普通代步工具，那么接下来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腾飞，则彻底改变了它的地位。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爆发式增长，电动自行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一跃成为了支撑城市新经济形态的重要生产资料。
成千上万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骑着它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连接着商家和消费者，构成了城市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
根据行业估算，如今广州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五百万辆。
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也是整座城市高效运转的保障。
可以说，当年的禁摩政策，在客观上为“电鸡”的野蛮生长扫清了道路，让它在一个几乎没有竞争的环境里，发展成了如今谁也无法忽视的庞然大物。
于是，新的矛盾应运而生。
当年的摩托车之乱，是以一种喧嚣、暴力的方式呈现；而今天的“电鸡”之乱，则是一种更普遍、更渗透性的混乱。
我们看到，在很多没有规划非机动车道的路段，成群的电动车被迫涌入机动车道，与汽车、公交车混行，场面惊心动魄。
在人行道上，它们见缝插针，行人不得不时刻提防着身边无声掠过的“刺客”。
十字路口，汽车规规矩矩地等着红灯，但总有一些电动车按捺不住，带头冲过停止线，引发连锁反应。
更不用说乱停乱放的问题，地铁口、公交站、小区楼道，电动车见缝插针地停放，不仅影响了市容，堵塞了消防通道，还带来了巨大的火灾隐患。
为什么会这样？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城市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人们出行方式的巨大变化。
我们的道路体系，在规划之初，主要考虑的是汽车和行人，并没有为数百万辆电动车这种介于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路权。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相对滞后，对于电动车的速度、改装、违章行为的处罚力度和执行效率，都跟不上其庞大的保有量。
管理部门也陷入了两难，管得太松，乱象无法遏制；管得太严，又会影响到数百万人的饭碗和市民的生活便利。
这就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有人说，现在的“电鸡”比当年的摩托车更难管，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禁摩决定到底对不对？
其实，用一个简单的“对”或“错”来评价一项复杂的公共政策，本身就是不全面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和交通乱局，禁摩是一个果断且有效的应急措施，它迅速解决了当时最让市民头疼的问题，为城市后续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它有其正确性和必要性。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个政策在执行时，确实未能充分预见到电动自行车会如此迅猛地填补市场空白，导致了相应的城市规划、法规建设和管理机制的滞后，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其纠结于过去的一个决定是对是错，不如更务实地聚焦于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
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广州的这段经历，其实也是中国许多大城市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今，电动自行车已经深度融入了城市的血脉，简单地复制当年的禁摩模式来“禁电”，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更明智的做法，是正视它的存在，并为它构建一个合理、有序的生存空间。
这需要城市管理者拿出更大的智慧和魄力，比如，在道路改造中，能否挤出空间，划设更多的非机动车专用道，实现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分流；能否大力建设公共停车棚和充电桩，引导规范停放，消除安全隐患；能否利用科技手段，如推广电子牌照、加强违章抓拍，来提升管理效率。
这既是一场对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推动城市向更精细化、更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