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8日，党中央作出决策，正式设立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二位杰出人物组成。其中，毛泽东担任主席一职，而彭德怀则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运作。
9月30日，我国正式设立军委秘书长一职，黄克诚同志（时任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时，肖向荣同志（军委办公厅主任）担任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他们负责协调各总部间的运作，并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
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
1959年，庐山会议的阴影笼罩之下，彭德怀、黄克诚、洪学智等杰出将领不幸遭受了不公正的指责，随后被剥夺了军委及总部领导职务。当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对中央军委进行改组。新组成的军委成员共计21位，其中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则担任副主席。罗瑞卿将军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苏振华上将和肖向荣中将则担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则由林彪同志（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主持。
在国防部的副部长阵容中，除却身处南京、身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的许世友上将以及同样在南京任职、担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中将外，剩余的八位副部长均为中央军委的委员。
罗瑞卿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增设一个办公会议机制。该会议将由罗瑞卿大将军、谭政大将军、杨成武上将（兼任副总参谋长）、肖华上将、邱会作中将（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以及肖向荣中将共同组成，主要负责军委的日常事务处理。与此同时，肖华上将亦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此后，中央军委的成员结构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动：1960年5月，张爱萍上将（时任副总参谋长）被增补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10月，谭政大将因林彪的陷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不公正的批判，随之被免去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63年9月，贺龙元帅接管军委日常工作。1965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取消军衔制度。1965年6月，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12月，罗瑞卿将军因林彪等人的诬陷，被免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年3月，王新亭（时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也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随着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愈发猛烈。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将他们的问题与军委办事机构紧密联系，坚持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明确表示：“秘书长这一职位，实在是个怪异的存在。秘书带上‘长’字，其言辞竟似放屁般响亮！黄克诚、罗瑞卿的表现未能达标，因此，军委今后将不再设立（秘书长）一职，而国务院则保留一个。”
不久之后，林彪提出设立军委办事组，声称军委办公会议徒有虚名，亟需一个机构来处理日常事务。他建议按照主席的意愿，不设置秘书长和秘书处，直接称之为办事组。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1967年8月17日，依照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军委办事组，该组由吴法宪（时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办公室负责人）、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以及张秀川（海军副政委）共同组成，吴法宪担任组长。同年9月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杨成武（时任代总长）接任组长一职，吴法宪则被任命为副组长。随后，李作鹏也加入了该办事组。进入10月，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和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亦被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杨成武
办公小组直属军委常委领导，对于重大事项，须向常委请示并汇报。杨成武恪守规章，向几位资深将领递送文件，此举却触怒了林彪与江青。1968年3月24日，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策划了针对杨成武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由此被打倒，其所有职务，包括军委办事组组长的职位，亦随之被剥夺。
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的会议，旨在商讨总参谋长一职的人选事宜。
“皮有功，少晋中”，此语道出了资历尚浅却功勋卓著的皮定均得以从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的缘由。在那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即便毛泽东亦需权衡资历，否则难以服众。因此，他不得不对多个候选人进行考虑。
林彪曾言：“刘、曹二人俱为空军出身，然此言亦未涵盖全局。”
【转换失败】：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林彪迅速接口道：“未必尽然，郑维山、李雪峰的表现亦是可圈可点。”
毛问：“皮定均可否？”
林彪并未立即作答，沉默良久后，他建议由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一职。
黄永胜
毛泽东并未表示异议，反而语气坚定地补充道：“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最终，他决断地说：“那就由黄永胜来担当此任吧。”
林彪表示：暂代之。
毛泽东曾言：“若你认为可行，便无需他人代理，自当亲自担当。”
黄永胜遂被任命为总长，并肩负起军委办事组组长的双重职责。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示康生对黄永胜的过往经历进行深入了解。数日之后，他又转变了主意，不再让康生负责此事，而是指定谢富治接手。对黄永胜，毛泽东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他决定先观察一段时日再做定夺。
3月28日，毛泽东与林彪共同会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亦出席了此次会议。毛泽东指出：“军委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办事机构。”吴、叶、李、邱等人均曾先后加入军委办事组。经过改组，军委办事组得以掌握军委相当部分的权力。
4月1日，吴法宪正式宣布：自今往后，军队核心文件与重要电报将不再分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
4月6日，黄永胜在一场对话中透露：“自今往后，凡需通过电报办理事宜，均应联系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将不再行使权力，办事组将代行其职责。”此举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办事组的领导权限。黄、吴、李、邱等人在军委办事组内部特别组建了一个小组，编制了一份《“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计50条，并于11月19日正式印制并呈报给林彪和康生。他们趁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际，将所编造的颠倒事实的情况传播至军队党员干部之中。“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成员纷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黄永胜、项辉芳
黄永胜刚刚履新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之职，其夫人项辉芳便对丈夫的恶习了如指掌。她曾向“林办”主任叶群寄去一封书信，揭露黄永胜喜新厌旧、行为不端、情感不专一的种种行径；同时，也将此情形通报给了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吴法宪亦将这一信息转达给了叶群。
毛泽东对此亦有所风闻。一日，他忽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言道：“听闻黄永胜的生活态度颇有不妥。”
林彪往昔在毛泽东面前总是格外谨慎，言辞不多，然而此次，他却显得异常激动：“以这种方式污蔑他人，实乃流氓行径！我怀疑是詹才芳所为，亦或是韩先楚的阴谋。”
毛泽东曾言：“事先预防，亦不可忽视。我们曾发现某些人，待意识到问题时，已然病入膏肓，无法挽救。”言毕，他又重申了干部应保持廉洁自律的重要性，随后会议便告一段落。
在1968年4月的国防军工生产会议上，黄永胜无端指责陈毅如何“反对毛主席”，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军工生产，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剑英对林彪不尊重。叶群讲话时，不时挥动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说林总如何如何。
王诤
即便在红军长征期间，林彪同志亦曾两次公开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之后，他更曾积极联络某某某，意图夺取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条子虽短，其言辞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黄永胜瞥见纸条，脸色突变，目光中带着怒火狠狠地瞪了王诤一眼。而王诤却面色不改，他早已对被捕和遭受打压的心理准备充足。
黄永胜将字条逐一递至叶群、吴法宪等人手中，众人阅后，面露惊惶。彼此窃窃私语，片刻之后，黄永胜猛地一拍桌案，语气严肃而严厉地说：“竟然有人在会场上公然挑战，毫无顾忌地直接对抗林副统帅。这已成为军中又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风波，其性质之严重，不容小觑……”
与会者无不感到震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王诤。王诤仍旧双臂交叉，面容坚毅，神态自若，毫无畏惧之色。翌日，军委办事组对外宣布了对王诤的隔离审查。这一事件随即引发了军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了震惊一时的“炮轰副统帅”事件。
另有一桩“李必达事件”值得关注。李必达自1968年起担任黄永胜的秘书。这位秉持正义的年轻军官，揭露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九大”前后频繁密谋，图谋分裂党的阴谋。1969年4月，在与恋人王瑞华商议后，他毅然决定向毛主席上书，揭露黄永胜等人的反党行径。当时，他们认为温玉成（时任副总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曾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期间与黄永胜存在矛盾，于是于4月27日深夜将揭发信转交给了温玉成。
经过深思熟虑，温最终决定将信件转交给他的直接上司林彪。然而，他未曾料到，信件却被叶群截留。在阅读过信件后，叶群于4月29日在京西宾馆的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等人密谋，策划了对李必达的密捕行动。
首先，迅速寻找到那位写信的李必达；其次，在党支部内公开指控李必达涉嫌偷听电话、窃取机密、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等罪行，但必须严格保密；最后，对所有李必达的物品进行彻底搜查，任何发现的犯罪证据，搜出者需签名确认，而支部书记，即项辉芳本人，亦需在证据上签字。
4月30日，李必达在被秘密逮捕后，被吴法宪安排乘坐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在飞往广州的途中，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的最后一页上留下了字迹：“因我揭露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致使我遭受迫害，恳请革命同志协助我将此事报告给毛主席。”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发现了这本语录本，并将其交给了吴法宪，吴法宪又将它转交给了叶群。叶群随即召集黄永胜和项辉芳至毛家湾，共同商讨应对之策。
“此案关乎重大，乃当前最为紧迫的政治案件，由办事组首长亲自负责。”自此，对李的监管和审讯工作进一步加剧。直至1971年林彪阴谋败露，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李必达才得以从广州被接回北京，重获自由。
“我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而在同月的15日，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战略问题。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及备战的话题。他强调，备战的核心在于精神层面的准备。这种精神准备，即是指具备战斗意志。这不仅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具备此等精神状态，更需确保全国广大民众均拥有这种战斗准备。
当时，我国最高决策层在战备与作战的关键议题上，普遍持有相似的看法。然而，在评估战争的危险性和紧迫性这一问题上，中央内部实则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其意见认为战争爆发的风险极高，苏联实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威胁近在咫尺。
由陈毅领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参与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提出了他们的见解。他们认为，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并不意味着敌方即刻将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其背后原因并非敌方无意行动，而是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它们当前争夺的核心依然集中在欧洲。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不敢轻易挑起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反而有可能会调整其边缘战争政策，寻求和平谈判。鉴于此，我们既要做好战备工作，又要采取灵活的策略，通过谈判途径展开斗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为“以革命阻止战争”营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事实业已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局势的研判切合了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制定的战略指导方针亦精准无误。然而，在彼时，前者之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等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了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此次会议遵循林彪提出的“以战斗视角审视一切、检验一切、贯彻一切”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国防建设规划。邱会作等同志在会上相继提出，应打造“独立且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力求“超越西方技术”。他们强调：“比例问题无关紧要，战争即是比例。”然而，由于他们对军工生产的盲目扩张，1969年的国防支出相较1968年大幅攀升，而1970年和1971年两年亦持续上升，导致工农业、轻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衡，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1969年6月中旬起，军委办事组陆续举办了数场战备会议。林彪与黄永胜等领导持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愈发严峻的预测，坚信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他们认为，苏联可能于国庆节或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之际发动突如其来的袭击，借和谈之机进行偷袭。
1969年9月30日，林彪莅临北京南苑机场进行视察。夜幕降临之际，他紧急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将领，就战备疏散事宜进行部署。林彪下令，即刻启动北京周边数个机场的紧急疏散计划，于跑道之上布置障碍，以阻止敌方空军实施机降行动。同时，要求驻守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备武器，做好应对敌方伞兵的准备。
10月的上半月，鉴于防范可能的大规模突发袭击，中央领导同志及部分资深同志纷纷撤离京城。军委办事组亦迁往北京西郊继续办公。
1969年十月之初，林彪司令员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以及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人的陪同下，乘坐飞机赴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实地地形考察。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了应对“紧急备战”，匆忙抵达苏州市。然而，他并未深入分析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特点，也未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充分沟通，过分推测苏联可能借助谈判作为掩护，对中国发起突然攻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即在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前一日，他向在京的黄永胜下达了“六条指示”，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并将指挥团队置于战时指挥岗位。当晚，黄永胜立刻安排阎仲川将这一指令传达给全军。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席的首个号令”名义，通过“前指”传达至全军。全军迅速响应，部分部队进入前沿阵地或进行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众多大中型城市亦纷纷展开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至10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笼罩在临战氛围中，战备工作推向高潮。中国的这一举措，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中国接壤的某些国家亦纷纷进入戒备状态。
此次战备疏散不仅对国家财政和物资造成了巨大的损耗，同时也对众多知识分子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工作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与冲击。
1969年四月，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会议上荣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殊荣。返抵安徽不久，他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邀请他赴京履职。
曾长期担任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对安徽这片沃土情深意重，然而，身为一名军人，他毫不犹豫，即刻整理行囊，准备前往京城。
自林彪被正式写入党章，被定位为“接班人”后，其势力版图随着野心的急速扩张而逐渐膨胀。军委已被林彪及其亲信所掌控，陆军、海军、空军三军的军权皆落入了他们的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于林彪掌握重兵的情况深感忧虑，并保持高度警惕。最终，他们考虑采取“掺沙子”的策略，以遏制林彪势力进一步的增长。
然而，挑选“沙子”人选并非易事。资深将领们遭受冷落，无人愿意复出职场；而老将们若涉足其中，亦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可能遭受林彪的打压。因此，派遣进军委工作的人员，首要条件是应当避免与林彪产生冲突，同时需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了数位人选，李德生便是其中一员。
李德生
李德生抵达京城之际，周恩来立刻向他传达了中央的任命：他将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参与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此外，他还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头泛起一丝紧张，深知肩上的担子沉重，唯恐自己无法胜任。
数日之后，周恩来欣然告知他：主席有意亲自接见你。
李德生生平首次荣幸地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自点将，进行了一次面对面深入的交谈。
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毛泽东亲切地接待了他。他心中既兴奋又略带紧张。然而，踏入毛泽东的居所，那份紧张感在不知不觉中消散了。毛泽东的随和与简约，让人倍感亲切。尤其是谈话过程中，毛泽东不经意间拿起一同前来的周恩来老人的老花镜，试戴在眼前，左右观察是否合适。这样的日常举动，更增添了他对毛泽东的亲近感。
他们的交谈氛围轻松愉快，周恩来不时旁征博引，穿插进自己的观点。言谈间，毛泽东忽然问及李德生是否读过《红楼梦》。李德生郑重其事地回应道：“《红楼梦》是必读之作。《红楼梦》我研读五遍方始有所领悟。《天演论》与《通鉴纪事本末》亦应纳入阅读之列。”
起初，李德生并未能立即领悟毛泽东提倡阅读古籍的深意。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他逐渐领悟到，这实为教导高级领导干部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唯有博采众长，方能洞察时势。
李德生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能力有限，恐怕难以承担如此重任的担忧，并询问是否可以免除安徽和南京的职务。毛泽东连连摇头，坚决表示一个都不能免除。周恩来也在旁边鼓励他勇敢地担当起责任。
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如下——组长由黄永胜担任；副组长一职则由吴法宪担当；成员名单依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包括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以及谢富治。
这份名单揭示了，在这十位成员中，并无一员来自一野或三野。其中，二野的李德生与谢富治，系毛泽东有意植入的“沙子”。而余下的八位，叶群是林彪的配偶，其余七位则是林彪四野的旧部。在这群人中，李天佑于1970年离世，温玉成则最终被推翻。刘贤权于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彼时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却未能跻身政治局。在“文革”期间，他的主要职务是青海省革委会主任，对军队事务的干预有限，而办事组依旧受林彪集团操控。
自此，自1967年11月起，总政治部被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所替代，直至196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总政治部的工作，恰好过去了两年。李德生继罗荣桓、谭政、肖华之后，荣任建国以来第四任总政治部主任。
在军委办事组，李德生显然并非林彪的亲信，因此鲜有人与他交流信息。轻则视他为局外人，对他闭口不言；重则视他为对立者，想方设法进行排挤和整治。每逢军委召开会议，他仿佛成了隐形人；在表决各项问题时，既不事先征询他的意见，也不在事后与他交换看法，无论同意与否，结果总是不容置疑。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他内心的感受，恐怕不言而喻。
李德生默默承受着周遭的冷漠与轻蔑。在他心中，唯有坚定的信念——我是受主席和总理委派前来工作的，我的言行必须对中央、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与委屈，他视为一时的波折。及至毛泽东询问他的近况，他亦未多言个人的遭遇。
身处逆境，他表面上看似沉默少语，然而在私底下，他却积极投身于调查研究中，全面深入地了解各种情况。
得知此事后，毛泽东起初并未多言。直至1970年4月，他才发表见解：“若是一味追求清一色，并非良策，应当致力于团结广大民众。”
在1970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林彪和叶群那“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戳穿了。会上虽然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林彪怵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力，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他向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9月7日，林彪与叶群自庐山启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亦同行下山，共送林彪一程。抵达江西九江机场，叶群亲自操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邱会作将林彪簇拥中央，合影留念。此外，亦商定了稳住吴法宪、确保林彪与黄永胜安全的策略。
叶群私下里轻声说道：“你需保持冷静……至于林彪和黄永胜，只要他们两人不涉及此事，大锅里自有食物，小锅的问题自然容易解决。”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吴法宪所提交的书面检查时，作出批示：“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何以竟显得如此缺乏坦荡的气节？竟有几人联手发难，意图误导两百多位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翌日，即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书面忏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九大’虽已取得胜利，但成为中央委员后却忘乎所以，大有攀登天际之势，竟将‘九大’路线置之脑后。”“无视‘九大’与党章，不遵从我的指示，陈伯达一吹捧便得意忘形。军委办事组中的不少同志亦步亦趋，犯有同样错误。”
11月3日，毛泽东再次对黄永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紧接着，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之际，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的‘四个伟大’，令人反感！”并将此言论传达给全党同志共同审阅。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发表了一场关于陈伯达问题的详尽演说，同时宣布了对北京军区的人事调整。
一是组建“教导队”；二是依据林彪的指示，制定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林立果提议，将武装起义计划命名为“571工程”，因为“571”与“武装起义”谐音。
在为“571工程”的全面启动做着各项筹备工作之际，毛泽东连续两次对军委办事组未能主动出击、屡次犯错的行径提出严厉批评，对其未能及时审批陈情表示坚决不满。
四月间，毛泽东派遣纪登奎与张才千加入军委办事组，此举再度引入新鲜力量。
4月15日，一场汇聚中央、地方及部队高层领导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如期召开。林彪对此感到困惑，内心愈发焦虑不安。当日下午，身处北戴河的林彪紧急指示叶群联络吴法宪，要求黄永胜与吴法宪每日汇报会议进展。会上，有人揭露了吴法宪在庐山期间的行径，并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进行了讨论。4月19日，林彪与叶群急忙搭乘飞机返回北京。
与此同时，林彪目睹了那些在“二月逆流”中遭受打压的老帅、老将们重新焕发了生机。毛泽东亲自将调查陈伯达的历史与家庭背景的任务委托给了周恩来与叶剑英。他亦命李先念加入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更质问为何陈毅无法查阅文件，随即恢复了陈毅查阅外交部文件的权限，传闻陈毅即将重返岗位。林彪明显察觉到毛泽东所布下的罗网正逐渐收紧。即便6月的京城酷热难耐，林彪心头却涌起阵阵寒意。
1971年9月12日，恰逢林彪叛逃的前夕，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巡视，匆匆返回了北京。抵达丰台火车站时，李德生、纪登奎、吴德与吴忠四位同志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在列车上，毛泽东再次就军委办事组的问题发表见解：“土壤板结则不透气，需掺入沙土以改善。李先念同志昔日在军队中亦以战斗著称，现参与军委办事组，未来还将从各大军区挑选人才加入。北京军区亦需从各军中挑选人员，以破除山头主义的积弊。华北会议派遣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前往北京军区，实为挖墙脚之举。我的策略便是以石击壁、掺沙子、挖墙脚。”
最终，毛泽东命李德生派遣一个师前往南口，具体目的未明言。然而，毛泽东所忧虑之事于13日凌晨不幸成真：林彪携妻子与子女共谋叛逃，踏上了背离人民与党的事业之路。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后续，10月3日，党中央作出决策，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并正式成立了一个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该会议将承担起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
翌日，毛泽东亲切会见了军委办公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就“整军建军及消除林彪错误影响”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强调，林彪主导军队长达十一年之久，期间军队积弊不少。因此，必须对军队进行整顿，彻底肃清林彪的不良影响。整顿工作既要破除旧有的弊端，又要确立正确的指导方针。对于林彪所倡导的诸多形式主义运动，亦需进行整顿。同时，部队的功能也受到损害，亟需予以纠正。在军事训练方面，也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军队必须加强严格的训练和严格的要求，方能胜任战斗任务。最终，毛泽东提出，有必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此乃整军建军的至关重要之举。
于是，毛泽东敏捷地将整饬军队、召集军委扩大会议的重任提上了全军议程，摆在了负责军委日常事务的叶剑英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