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约瑟夫·铁托的领导下，开始寻求一条独立于苏维埃中央集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即自治社会主义（Самоуправљање），其核心理念是将经济管理权从国家官僚手中转移到劳动者集体手中，旨在实现极致的“产业民主”。在意识形态的宣言中，南斯拉夫所推行的自治，其本质是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让劳动者自己掌握国家政权，自己管理经济，自己决定分配。这一愿景的核心，是通过赋予生产者全面权力，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自治者”和“平等的生产者”。
这场理想主义的实验始于与苏联在1948年爆发的政治决裂。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保持独立性，同时又需避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弊端，铁托政权急需一套既能去中心化又能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党和理论界强调，为了克服高度中央集权制下的消极政治现象和“唯意志论”的盛行，必须坚持以法治国方针，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规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确立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这一制度的基石是1950年6月颁布的《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令》，该法令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正式将国营经济企业的直接管理权移交给工人集体，开启了“生产民主化”的进程。依据该法令，企业不再受制于僵硬的中央指令，而是被要求自负盈亏，其收支不纳入国家预算，企业只向国家缴税。国家原则上承诺不干预工人委员会的事务。随后，自治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工人自治发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自治”。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彻底的权力下放，为后来的经济困境埋下了伏笔。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中，最高决策机构是工人委员会（Раднички савет），该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负责管理企业，工人集体掌握了对企业运营至关重要的三大决定权：集体决定工资、产量，以及投资方向。但工人委员会的任期被设定为超短期的一年。这种任期结构与现代工业企业所需的长期战略规划和资本投资周期天然相悖。
更致命的是，工人自治企业实行“社会所有制”（Друштвена својина），工人虽然有权管理和分配剩余，但对企业的资本积累或增值部分，并不拥有可转让的产权。这种结构将工人置于“短期租用者”而非“长期所有者”的位置：工人今日牺牲当期工资进行投资扩产带来的效益是延迟、不确定的，且未来极可能由下一批工人享受；一旦他们离职或退休，他们对这些新增资产的索取权立即归零。
从个体理性角度来看，工人将剩余资金用于立即提高工资或福利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任何回报期超过其任期或职业生涯的投资，对于工人个人而言都是低效或负效用的。这种激励结构，使得工人集体在面对“工资提升”和“投资扩产”的选择时，总是压倒性地倾向于前者。正如历史结果所示，多数企业选择投票给自己涨工资，不愿投资扩产，最终导致长期效率低下。
这便是南斯拉夫模式最尖锐的讽刺：工人阶级获得了管理权，却用它来实现一种集体性的“自我剥削”——利用其法律赋予的集体决策权，将本应用于资本重置、技术研发和长期积累的剩余，以工资、奖金和福利的形式分配给自己。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了“集体消费主义者”，用集体的民主权力，为个人的即时享乐提供了合法保护。这种行为并非源于道德沦丧，而是制度设计在最根本的激励结构上发生了系统性扭曲。由于普遍的低投资倾向，自治企业通常保持极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企业资本结构不断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在国际技术革命浪潮面前逐渐落后。这种模式的终极讽刺在于，工人集体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管理者，其行为比资本家更具破坏性。资本家会为了其私人财富的长期最大化而进行长期投资，而南斯拉夫的自治工人只寻求短期消费的最大化，因为任何长期投资带来的资产增值都是公共的、不可私有的。最终，工人自治将“劳动者解放”的理想主义目标，异化为“集体对自身未来的提前透支”。工人群体用法律授予的民主权利，对企业资本和社会财富实施了慢性的自我剥削。
这种系统性投资不足的宏观后果是，当大量企业陷入困境时，国家出于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维护的考虑，无法坐视不理。国家被迫通过信贷扩张或定向补贴来维持这些低效企业的生存，这导致了“软预算约束”的回归，再次引入了计划经济的弊病，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历史，最终记录的是一场由劳动者自己投票通过、针对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慢性自我剥削，是理想主义经济实验中集体短视导致悲剧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