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红海海域局势剑拔弩张。美国率领着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一系列空袭行动。这一军事动作看似是美国一贯的强硬作风再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发展却让美国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美军的空袭行动不仅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使得自身陷入了“打不着、灭不了”的战略泥沼。
美军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却收效甚微。据五角大楼战报显示，空袭目标达成率不足40%。也门南部山区复杂的地形成为了胡塞武装天然的保护屏障，他们将武器库和指挥中心深藏于山洞之中，让美军的先进侦察技术和强大火力难以施展。不仅如此，胡塞武装运用“蜂群战术”，凭借低成本无人机实施电子干扰，配合改装的皮卡车队进行机动伪装，使得美军引以为傲的卫星侦察和空中预警系统效率大幅下降。在这场较量中，美军每击落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就需消耗3枚价值20万美元的AIM - 9X空空导弹，这种不对称的消耗战，正逐步侵蚀着美军的“技术代差”优势。
这场冲突还引发了连锁反应。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范围不断扩大，延伸至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迫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防御范围，投入更多的资源。这一局面让美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继续打下去，成本高昂且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就此罢手，又将颜面扫地，损害其在盟友中的威望。美国在红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充分暴露出其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也让人不禁思考，曾经那个在战争中无往不利、大发战争财的美国，为何如今在一场局部冲突中都如此举步维艰？这背后，其实是美国在战争收益与成本考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回溯历史，二战后的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频繁涉足世界各地的战争与冲突。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美国似乎成为了战争的常客。美国如此热衷于战争，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驱动。
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诱惑是美国发动战争的重要经济动因。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庞大和先进的军工产业体系，军工企业众多。每当美国介入地区冲突，这些军工企业便迎来了“黄金时代”。战争爆发后，美国国防部会迅速启动紧急采购程序，一笔笔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订单如雪花般飞向军工企业。例如，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五家主要军工集团就获得了超过1.5万亿美元的政府订单。同时，美国的盟友们为了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也纷纷跟风采购美国制造的先进武器系统，进一步让美国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这种将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深度捆绑的运作模式，使得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经济动力不断增强。
美元霸权的维系也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关键政治考量。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了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通过一系列战争等军事行动，迫使中东产油国接受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石油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与美元挂钩后，使得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以稳固，美国得以持续从全球贸易中获取超额收益。此外，在战争期间，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通常会大幅激增。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战争期间美元存款量急剧上升，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这种战略逻辑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决策，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发动的战争，尽管表面上打着“反恐”“人权”等旗号，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
在冷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一些军事行动中确实取得了看似“辉煌”的战果，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1991年的海湾战争堪称经典案例。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率领多国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战争总成本仅1000多亿美元，但却带动了全球资本回流高达3.5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为美国的军工企业、金融机构等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此外，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美国也凭借着空中优势等手段，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定的战略目标，收获了相应的利益。
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所面临的战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成本不断攀升，而收益却越来越难以保障。阿富汗战争成为了美国军事史上的一场噩梦。这场持续长达20年的军事行动，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冲突。美国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累计军费支出突破2万亿美元。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军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深陷战争泥潭，越陷越深。塔利班势力不断壮大，美军在阿富汗的处境愈发艰难。最终，美国不得不选择撤军，这场战争不仅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代价，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
同样，伊拉克战争也让美国尝到了苦头。尽管美国在战争初期迅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随后陷入了伊拉克国内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之中。美国为了维持伊拉克的稳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重建和维持治安，但效果不佳。伊拉克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资金，还导致了美国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的紧张，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军事行动合法性的广泛质疑。
在当今时代，美国发动战争所面临的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维护成本大幅提高。例如，美国新一代的福特级航母，其研发和建造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造价高昂，且电磁弹射器等关键设备故障频发。同时，现代战争中，对手的反抗能力和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非传统对手，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和灵活的战术，让美国的先进军事技术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而增加了美国的作战成本和难度。
除了直接的军事成本，美国发动战争还面临着巨大的间接成本。战争会导致地区局势动荡，影响全球经济稳定，进而对美国自身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长期的战争行动也会引发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例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活动，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冲击。
美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使得其对战争愈发谨慎。美国目前背负着高达36万亿美元的国债，平均每个美国人背负着10万美元的债务。如此庞大的债务压力，使得美国政府在财政支出上捉襟见肘。为了偿还债务和维持政府运转，美国不得不削减一些民生领域的投入，联邦教育经费大幅减少，民众医疗补助范围也被缩减。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一场高成本的战争，无疑会让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雪上加霜。
从军事装备层面来看，美国的军事优势也在逐渐削弱。尼米兹级航母作为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平均舰龄已达35年，核反应堆燃料接近使用寿命极限，其作战能力和可靠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新一代的福特级航母，本应成为美国海军未来的核心力量，但却问题不断，电磁弹射器等关键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其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种“老舰带病服役、新舰难产”的恶性循环，使得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航母部署密度从2015年的年均2.3艘骤降至2024年的1.1艘，严重影响了美国在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威慑力。
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上，美国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遥遥领先。例如，在超音速导弹领域，美国至今仍未实现实战部署，而中国的东风 - 17导弹已经实现了批量列装，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一对比充分显示出美国在军事技术竞争中的滞后，进一步削弱了其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
美国在当今世界对战争的审慎态度，并非源于其道德观念的转变，而是在现实的战略算计中，战争已经从曾经的“利润中心”变成了如今的“成本黑洞”。当战争成本远远超过收益，甚至可能导致美国自身经济和社会陷入危机时，即便是一贯强硬的美国，也不得不对战争望而却步。美国在红海地区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困境，只是其在新时代战争困境中的一个缩影，它预示着美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考虑是否要发动战争，因为一旦陷入战争，很可能面临的是赔本甚至国家实力受损的严重后果。
